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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视野下的藏品研究


藏品是博物馆反映人类及人类环境发展历程的证据,蕴含历史、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与深厚情感。如果说“博物馆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那么藏品研究则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


在我国,“藏品研究”可追溯到历史时期对古物蕴含信息的梳理与考证。900多年前的北宋已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古物研究——金石学,以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对青铜器、碑碣刻石进行收集、鉴别、编目、整理和考释。


博物馆领域的藏品研究则发端于近代的博物馆实践,一方面受传统金石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重视藏品的“史料”价值,注重对藏品信息与价值的梳理与挖掘;另一方面受博物馆工作实践的直接推动,博物馆工作中与藏品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被纳入藏品研究的范畴。


如今,博物馆藏品研究的外延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已成为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贯穿博物馆工作的始终,是博物馆开展工作的坚实基础和动力来源。



现阶段,我国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以物质实体为研究对象的藏品研究。以“物质实体”为研究对象的藏品研究,基于藏品的物质属性展开。研究内容繁杂——囊括不同年代、类型藏品的征集、鉴别、运输、管理、分类、定名、描述、保护与修复、信息数字化与展示等物件“博物馆化”的各个环节;研究方法也多元——伦理学、法学、社会学、档案学、材料学、目录学、管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和建筑学等人文与自然科学都渗透其中。


可以说,这一层面的研究为藏品信息的探索和藏品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为更深层次的藏品研究奠定基础。


以藏品信息载体为研究对象的藏品研究。“博物馆收藏的不仅是某些只具有自然属性的物件,更重要的是收藏它们的文化功能、文化记录和文化联系。”从这一角度而言,物之所以被博物馆收藏,主要因为其“信息价值载体”的属性和潜质。


因此,对藏品背后文化信息的揭示、对藏品与人之间种种联系的梳理、对藏品蕴含深厚情感的重温、对藏品多元价值的提炼,共同构成了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中心环节——“以信息价值载体为研究对象”的藏品研究。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探讨某件或某一类藏品背后的信息、情感与价值,并通过博物馆技术手段的加工,最终转化成为我们熟悉的博物馆产出——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展览、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出版物等。


从以上两个层面出发的藏品研究构成了当前我国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主流,多年来结出了累累硕果,极大推动了博物馆内外的科学研究,也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相比之下,博物馆学视野下的藏品研究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尴尬地位。


根据《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版)》,


“博物馆学中的藏品研究,主要不是个别藏品的研究,而是研究藏品如何形成、藏品内涵价值如何,以及如何促进藏品内涵价值的长久保存和不断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和规律。”


与上述两类藏品研究不同,博物馆学视野下的藏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理论层面展开“求同”和反思。


它将看似千差万别的藏品、指向藏品的种种博物馆行为,都置于博物馆的语境中考量,从而梳理出最核心的共性、本质和一般规律。



博物馆藏品的本质是什么?

藏品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

藏品与博物馆中其他因素的关系如何?

博物馆应该如何制订入藏、藏品管理和除藏标准?

博物馆对藏品的一系列操作会对藏品的内涵和价值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些操作又涉及哪些伦理问题……也是博物馆学视野下藏品研究的重要内容。


虽然我们难以用三言两语阐明这些研究内容与博物馆实践之间纷繁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哲思与探讨却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博物馆思维”,深刻影响着博物馆实践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博物馆学视野下藏品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探索更深层面的人与物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其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科学研究的范畴。


曹兵武先生指出,


“博物馆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它为物与物的关联与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框架。在这里,物的信息被最大化发掘,物的价值被最大化利用,物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因为物而延伸、发展,物因为人而具有了价值和意义。”


在英国博物馆学者苏珊·皮尔斯(Susan M.Pearce)看来,藏品被获得、被评估和组织的过程是人类努力构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品本质的探索其实也是我们探索与所处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角度来看,对藏品本质的揭示、对指向藏品的种种博物馆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博物馆视角下的“物—物”、“物—人”和“人—人”关系。



当前我国博物馆学视野下藏品研究的滞后,不仅直接造成了博物馆藏品研究体系的中空,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他层面藏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加强博物馆学视野下的藏品研究,让不同层面的博物馆藏品研究协同发展,不仅是完善藏品研究体系、提升我国博物馆科学研究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让藏品“活起来”、促进藏品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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