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河南省许昌
博物馆陈列着一件东汉时期的灰陶猪圈，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养猪的技术。
东汉灰陶猪圈展现古代家养猪的居住环境“从原始社会起，猪就是主要的家畜，也是财富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中，猪与大多数家庭密切相关，‘家’这个字拆开来看是宝盖头下面一个‘豕’字，‘豕’在古汉语中指的就是猪。”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说。
许昌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灰陶猪圈呈圆形，直径27.3厘米，屋顶长9.1厘米，宽8.9厘米，高18.3厘米。除了陶猪圈外，该馆还收藏了形态各异的汉朝陶猪。陶猪与陶猪圈组合在一起，真实再现了汉朝“佩奇”的居住环境。
注意到，许昌博物馆收藏的陶猪圈外形完整，与猪圈连着的小屋就是厕所。这种猪圈与厕所合二为一的建筑形式有很多优点，可以使污染源集中，便于清理；双层的建筑结构可以节省空间；人的排泄物作为猪食的一部分，可以节省饲料；猪粪还可以用来积肥。
在汉朝，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时肉类食品的比重大为增加，种类也较为繁多。其中猪肉是人们经常食用的肉类之一，在各地汉墓出土的壁画、画像砖和画像石中，宰猪的场面比较常见。由于猪在饮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猪的饲养日益受到重视。这件灰陶猪圈模型就是当时人们养猪场景的生动再现。
汉朝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人们常常把稻草、谷壳之类撒进猪圈，利用猪的践踏，与猪粪尿和人粪尿混合积成优质圈肥。此猪圈模型就反映了这种积肥方法。同时，把厕所和猪圈合为一体，不仅有效利用了空间，两个污秽之地集中一处，也减少了污染源。
为了养猪积肥，聪明的古人设计和建造了多种形式的猪圈。汉朝的猪圈常见的有独立式的猪圈、与厕所连接的“连茅圈”和与作坊连接的猪圈。这种“连茅圈”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遍布中国的广大农业地区，对古代农业生产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佩奇”与人类和谐共处已有数千年
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已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家猪骨骼。距今7000年—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骨骼占很大比重，并有陶猪出土。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骨占大部分，说明猪肉是河姆渡人的主要肉食来源。”陈文利说。该遗址出土过一只陶猪，四肢短小，躯干部分占比例大，头占比例小，更加接近家猪的体型，说明此时古人已经对野猪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驯养。
到了商朝，养猪就更普遍了，并开始出现对于养猪的记述，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育种人员。根据古籍记载，商朝有“豕人”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猪的选育的，还有“牧人”，是负责喂猪的。在这一时期，猪的相关文字在汉字中也开始增多，例如母猪叫豝，公猪叫豭，养猪叫豢……带“豕”字旁的字特别多，都是跟猪有关的。
周朝时，记录养猪的文献就更多了，《周礼》《礼记》《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许多古籍中，均记载了猪按照年龄、毛色、性别而区分的诸多名称。
在汉朝，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猪已不仅为了食用，也为积肥。西汉以后，为了积肥，人们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养猪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养猪经验日益丰富。北魏《齐民要术》对于养猪的记载有：“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处不厌秽，泥污得避暑。亦须小场，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说明当时人们养猪时已经将放牧与舍饲两者密切结合，放牧可以节约饲料，而把有限的精料，用于冬春的舍饲期。
隋唐时期，农耕文明下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两大支柱开始形成。到了宋朝，东京汴梁城每天食用的猪肉都达到了上万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南薰门）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止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可见汴梁人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养猪业的发达程度。
我国的养猪业历史悠久，汉朝流传下来的二合一的猪圈厕形式经济环保，因此一直被沿用下来。直到近代，我国北方的部分农村还有这种猪圈厕。
陶猪圈反映了汉朝“事死如生”的厚葬礼俗
东汉提倡孝道，盛行厚葬，随葬品大到房屋建筑，小到日常各种用具，只不过多用模型代替，这种用于随葬的模型被称为明器。
陶猪和陶猪圈是汉朝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明器。“汉朝有‘事死如生’的观念，不仅表现在墓室形制结构模仿现实中的房子，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就是将墓主人生前所用器具、物品随其一起下葬，使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仍可以享受生前的生活。”陈文利说。
古时候，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死，并向往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以物陪葬的习俗。一些体量小的铜镜、刀、钵、罐等生活实用器容易放置墓室，有些器物体量较大，不能放入墓室，但又必须作为随葬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智慧的古人便依其型制作缩小版的模型器用于随葬，文献称之为明器。《礼记·檀弓》记载：“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意指明器虽具备外形，但不具有实用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汉承秦制，休养生息的国策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两汉在400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铁制农具和牛耕广泛使用，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们生活比较富足。
到了汉朝后期，厚葬之风渐衰，人们逐渐领悟到“人死如灯灭”，用不上什么实物随葬品。基于这样的认识，出现了许多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也就是采用替代品陪葬，如汉墓出土的各种农庄、陶楼、陶院落、陶狗、陶壶等，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的建筑形式。而由于大量生产的结果，使得许多不是上层阶级的人也负担得起，所以陶制的随葬品在汉朝相当盛行。
许昌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灰陶猪圈虽然是一件随葬明器，却也保留了现实生活中圈舍的一些特征，如屋顶的构造、通道的建造、圈厕相通等，让后人可以直观地看到汉朝田园生活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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